三亚市的大小洞天位于山海奇观旅游区内，是一处历史悠久的风景区。据《正德琼台志》等地方史志记载，南宋淳熙丙午年（公元1186年）吉阳军（即崖州）知军周携其僚属到南山一带踏访，发现了大小洞天的美丽景色，从此声名远播，载入史册。《正德琼台志》卷六记崖州山川，于“岩洞”条下载：“大洞天，在州南二十里，小洞天之东。宋知军周始游，毛奎继游，名之。小洞天，在州西南十里海滨。宋知军毛奎开游得名。”此条下并附有毛奎的《大小洞天记》、《毛奎诗并序》、训导裴崇礼的《游洞天记》等诗文。其后，万历《琼州府志》、清康熙《琼州府志》、清道光《琼州府志》以及清光绪《崖州志》等均有此记载。郭沫若先生于1962年校点光绪本《崖州志》时，却对上述“淳熙丙午”年的提法产生怀疑。他在按语中说：“1962二月三日，沫若曾往游览，于时查对石壁，本志文字有所窜改。今悉依石刻改还。文中只言‘小有洞天’，并无所谓‘大洞天’，题作《大小洞天记》，殊非真实。”于是他在校点过程中，将《大小洞天记》改作《小洞天记》；将“淳熙丙午”改成“淳熙丁未”，等等。这样一来，大小洞天景区究竟发现于淳熙丙年还是淳熙丁未似乎成了悬案。那么，郭老的发现是否可以改写延续近千年来的历史纪录呢？从郭老的发现过程来看，这个问题还不能马上下结论。理由是：其一，据明代成化年间训导裴崇礼的《游洞天记》载，当时大小洞天景区有各种石刻二十多处。其中如“小洞岩上刻曰：‘小洞天’。又于其额刻曰：‘大宋淳丁未秋九月，郡守富川毛奎率僚属黎植、黎民志、王怀开山。’共二十七字。”又“船之东，巨石上刻‘石船’二字，又刻《石船记》一百五十七字。船之北有巨石，刻曰：‘海陵周其又与郡亻率许源泽之、都领周丕承师武，淳熙丙午重九日来观石船，因以见山水之奇，可为海邦之胜纪也。’共四十六字。又刻《洞口记》二百有三字。”又“登山三十余步，至石洞。其额上刻曰：‘海山奇观’，其下石壁刻《大小洞天记》三百二十一字。”然而，郭老仅依他所见的《小洞天》石刻立论，其余石刻均未提及，而且今天他所见的这块石刻是否可证实为原物，也没有交待，这就难以定论。尤其是裴崇礼所发现的那块共十六字的“重九石刻”，那上面分明刻有“淳熙丙午”的纪年，相信连字数都不放过的裴训导不会记错。而且不光是裴崇礼，与他同时的海南先贤王佐亦有《石船诗》一首叙其事：“老我来游看石船，洞门别是一风烟。昔人已去无回辙，犹记淳熙丙午年。”这“石船”就是周等人初次游览洞天景区时，刻《 石船记》的地方。所以约五百年前地方先贤们记述分明的“淳熙丙午”日期，历数百年之后，郭老仅凭一次并不全面的游览查对，便加以推翻，确有草率从事之嫌。其二，郭老在他的按语中说他到景区先看了毛奎写的“洞天记”石刻，然后以石刻为准，校改光绪《崖州志》中所载的毛奎的《大小洞天记》，并批评《崖州志》文字有所窜改。郭老怎么就知道石刻准确无误呢？难道仅因为它是石刻？事实上石刻在文物考古中出现错误的例子不少，并不能绝对依靠石刻校改古籍。因为石刻首先是依靠书面文字作为底本摩刻的，如果它所依据的底本有错，石刻自然也会出错；其次，石刻因为年代久远，自然风化等原因，会有损毁，造成字迹漫灭等现象，如果不加考究，盲目依准，就会有误判误读的可能。如上所引《洞口记》，在裴崇礼的时代还保存完好，所以裴崇礼能逐字记录，共得二百有三字；可是到了清光绪年间，时间过去了400多年，这《洞口记》早已“字皆漫灭，不可识”了。郭老所见到的毛奎的“洞天记”石刻，假如确是原物，那么从清光绪到了今天又多了将近百年，又怎能保证它完好如初，没有损缺呢？如他亲临观察石刻时，石刻文字有“是皆小有洞天之佳致也”一句，而据《正德琼台志》所载毛奎〈大小洞天记〉，此句原作“是皆大小洞天之佳致也”。显然，“小有洞天”语意不明，不知所云，而“大小洞天”直扣主题，是整个景区的总括，故文中有“小洞附北，实为海山之奇观。而有僧善庆又于山麓石峰之阴，近石船得一岩，由西北委蛇数十丈以通后洞。岩之外临海，有平石可坐而钓，因为‘钓台’。对岩之前有石奇怪，其下可坐十客。仰望八景，皆在目中。以其与岩相望，名以‘岩瞻’。是皆大小洞天之佳致也。”如此顺畅的表述，既点出小洞，又引出后洞，二洞周围，景观一览无余，故称“是皆大小洞天之佳致也”。如此硬改作“小有洞天”则郭老所见之石刻非伪即误，还应以前代所记为准。另外，裴崇礼也写有一篇《洞口记》，其中有云：“洞口去小洞天，观望数步耳。小洞望东南山上大洞天，仅数十步耳。”这正是该景区有大小洞天的又一力证。其三，郭老此次游览，有否见过周等人初次游览时的“重九石刻”，他没有交待。因为周等人的游览早于毛奎51年，若要否定“淳熙丙午”之说，首先应该否定那块“重九石刻”。但是郭老却对此只字未提，而去纠正半个世纪后的《大小洞天记》，这显然不合常理。假如郭老并没有看过“重九石刻”，却在他所校点的《崖州志》 中一律将“淳熙丙午”的纪年统统改成“淳熙丁未”，这是很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