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首播） 小山良人（化名），34岁，宫城县石卷市人。1992年石卷市高校毕业，就职保安公司，作为合同职员工作了两年。工作是在道路施工现场引导过往车辆，工资按照工作量支付。由于公共事业工程的减少，本来近10000元的月收入，减少到6000多元。 小山辞去保安工作，与工厂签订了合同。在公司的指令下，三年内辗转宫城、爱知、山形、群马等地七家工厂。当时的月收入，扣除宿舍费用，到手为4500元。工作是简单的重复工作，学不到什么技术。深感这样无法摆脱穷忙族的生活。“再怎样拼命干，依旧得不到安定生活。对于未来毫无期待，也不能有什么期待。” 2002年，小山来到东京涩谷，露宿街头。在面向青年人的职业介绍所（只向34岁以下的人员介绍工作），想找保安工作，但是没有能够提供住宿的保安工作。只找的一家大楼清洗工作，是短期合同的工作。无家可归的小山先生在履历书上填写的是最后工作过的群马县的住址。双方同意第二天开始工作。不料下午接到电话，要求对住址进行说明。对方已经了解到这不是他现在的住址，合同当天就被取消了。 “我是找不到工作了，虽然也报过一点点希望，但是现在感到不行了。”身无分文的小山先生，在夜里收集了纸板箱，在车站前就寝。像小山先生这样三十岁以上的失业者，很难再次找到工作。第二天一大早，又来到职业介绍所，寻找没有住所也能提供雇佣的工作。有面试希望的只有琦玉和神奈川的两家建筑公司。但是小山先生没有前去面试的交通费用。只能谢绝了。 两个月后，终于找到了在大楼地下车库洗车的工作。每天要洗20台车。工资每小时五十四元。每月到手的不足6800元。尚无力租房居住。再怎样努力，小山先生仍无法摆脱穷忙族。 分析：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一技之长，起点太低 。 秋田县仙北市（县＞市＞町） 位于秋田县的降雪地带，奥羽山脉铁道沿线居住着以种植稻米为生的农家。2001年的大米价格暴跌，致使整体地域经济下滑。众多的劳动者沦为穷忙族，纷纷离开家乡。秋田县空无一人的村庄超过一百个，并在逐年增加。虽然经济回暖已经五年了，但是地方乡村依然步履蹒跚。在角馆町(dīnɡ)中心区的商业街，过去曾是四十家饮食店鳞(lín)次栉(zhì)比，是当地最热闹的繁华街道，现在店铺相继关闭，招牌破败不堪。店主们都去了秋天市和东京等地。 2006年3月，该地区的农家和商店店主240人召开集会，因为收入减少而主张拒交税金。今年是特别艰难的一年。由于今年冬天没有钱买取暖用油，只能少吃一顿饭，用剩下的钱去买取暖用油。 铃木勇治先生是240人集会中的一员，以经营西服裁缝店为生，这天带来了递交税务所的文件，上面写着铃木先生的收入。裁缝店的收益扣除经费，一年才只有17000元。现在勉强维持生活。铃木先生和与会者一起来到税务所，要求拒交税金。由于要求者众多，税务所开设了特别窗口进行应对。 1986年铃木先生的裁缝店，挂满了制定的西服。那时每年要定制西服100多套。店铺墙上挂满了“显示手艺人技术和荣誉的执照证书”。手下有两名裁缝店员，是当地的头号裁缝店。而2005年在铃木先生店里制定新西服的客人只有两位。今年还没有一位，只有一些改尺寸的活，客人急剧减少。铃木先生想方设法节省饮食等费用，一顿饭只花费7-15元。这算是很不错了。裁缝的工作能不能维持下去，铃木先生深感忧虑。 铃木先生的妻子淳(chún)子，九年前患病老年痴呆症，因病卧床不起，无法进食，只得放弃在家共同生活的念头。结婚时铃木先生向淳子许愿： 夫妻两人共同经营店铺四十年，将来两人一起去游山玩水。这是铃木先生对淳子夫人的承诺 。 淳子一个月的住院费用约4000元，铃木先生的年金收入几乎都用在支付这笔费用上了。铃木先生最近又收到了市政府的通知书，写明了老年护理保险费的费用，将从250元增至500元，上涨了一倍。两年后并将增加医疗费用的个人负担 （国家预算窘迫） 。“涨一倍可就付不起了，绝对的。”收到通知书后，铃木先生赶到市政府申报：因收入少，而无法支付，他要求减免上涨的护理保险费。如果付不起医疗保险的话，最后就只能靠最低生活保障。 但若要接收生活救济，是不能拥有银行存款的 。问题是：铃木先生现有约七万元存款。那是为妻子丧葬准备的，绝对不能挪用。 铃木先生感叹到： “结果就是要穷人快点死去，从前有过这样的事情，现在也变成那样了。 ”今后能否在这里工作下去，守候妻子到最后，这一切仍难以预料。 分析： 忽略行业生命周期、企业生命周期；业务形式一成不变，没有创新，无法适应市场变化；没有财富的积累。 角馆町武士大宅 角馆的武士大宅是观光名胜之一，五月的樱花季节， 有众多观光客来访 。在武士大宅的一角，贩卖酱菜的大米农户谷藤祐二先生，也是今年拒接纳税的申告者之一。 贩卖酱菜是副业，原材料是使用自己农田里的蔬菜。晚上九点，忙完农活的藤谷先生开始制作酱菜。因为都是纯手工制作，所以要工作到很晚。 每天都是从早上5点到午夜12点，天天工作不休。 “很吃力，就想能快点睡觉”。酱菜销售额一年约20万元。扣除经费后只有2万多元。由于竞争激烈，酱菜单价只能控制在14到20元左右。 第二天一大早，藤谷先生下田插秧。他们在这片一公顷的田里种植大米已经有40多年了。去年的农田收入几乎为零。近五年大米价格下跌两成。大米贩卖限制的缓和，使得价格竞争日趋激烈。“当时没有料到米价会跌得这么厉害。靠种大米已经没有人能赚钱了”。大米农户的营生日趋严峻。根据国家的统计，去年秋田县的弃农农户达到6000家。 分析：即使经济回复景气，但是 由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被迫降低收益 。人到暮年，仍然整日辛苦劳作为生；没有财富积累。 被剥夺了未来的孩子们——如果因为出生的环境而丧失机会，那问题可就严重了。低收入家庭在儿童教育方面投资不足。甚至被剥夺升学就业的机会。 东京都内加油站 山田铁男（化名）毕业于都内私利大学，50岁，独自养育两个孩子，妻子病故。三人租住在约50㎡的住房。大儿子上中学一年级，小儿子上小学六年级。山田先生五年前被公司解雇。现同时在三家加油站打零工。就职公司的时候，年收入40万，如今只有14万左右。 孩子上大学要花很多钱（ 每学年学费：50000元。不包含其他费用 ）。“现在靠我打工还可以勉强坚持下去，到上大学的时候我行不行呢？很希望让孩子上大学，要是上不了，孩子们可就惨了。一想这事真觉得好害怕。” 山田先生夜班工资较高，夜班下班后回到家已经是早晨九点了，而孩子们早上七点就要起来自己做饭。想到这里，又开始担心了。 山田先生长子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律师。最近长子说想和朋友一样去上私塾。但是山田先生的收入不够，开始觉得成为律师的梦想有点难以实现了。 41万元的储蓄，为支付生活费已全部花完了。不得不动用为孩子上大学而积攒的储蓄。“上大学的钱一定要攒起来。这是家长的责任。即便是牺牲自己也要积攒起来。行不行是另一回事。但一定要想方设法。都是父母不好。孩子们没有错。”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山田先生想只有再增加一份临时工作。 儿童福利中心 东京都内的儿童福利中心，生活着三岁到十八岁共24名人员。他们是 因为经济原因导致家庭破裂 ，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们。 “爸爸在的时候是普通家庭，爸爸一死家庭就散掉了。” “怎么说呢，母亲就是觉得抚养不下去了。要是能和普通家庭一样，该有多好。” 七夕节（七月七）儿童福利中心的孩子们写下了自己的心愿： “成为有钱人。” “造个大房子，过大家庭生活。” “希望过上普通的生活” 孩子们在高校毕业后就得离开这里。孩子们只想过上普通生活的心愿。 分析：由于收入低，无法支撑家庭开销。导致穷忙族现象波及下一代。 东京池袋 岩井拓也（化名），35岁，出生在穷忙族家庭，在毫无未来希望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青年。三年前开始在东京的池袋露宿街头。靠每天从垃圾箱中收集杂志过活。杂质以一本3.5元的价格卖给旧书业者。“今天一共捡了八本了，二十八元，今天可以放心了。” 小学四年级时候的岩井先生那时还对将来抱有希望。棒球、足球都很擅长，希望成为一名运动员。中学一年级时， 因父亲负债导致父母离婚 。他和母亲生活在这幢楼里。母亲开始在饮食店工作，每天只给岩井三十五元的生活费。“我自己的学习成绩和体育成绩都能达到中等程度以上，但是一遇上家庭问题经济问题，那就是学年中最低的，被人看不起。要花钱的东西都因为没有钱都不行。所以小时候就觉得跟人家不一样。” 进入高校后，母亲离家不归。只得自己开始打工赚生活费。在同学们开始就职活动的时候，也因为没有去面试时可穿的衣服，只能埋头打零工。靠打零工为生的岩井先生，三十岁过后找不到工作，就只能靠捡杂志赚取当天的饭钱。“捡书四小时，两分钟就吃完了”。“ 但愿能投胎转世过另一种生活。小孩子的时候经常这样想。想了也不会实现，只会让自己觉得悲伤。年纪大了就不会这样想了，做自己办得到的事情。 ”现在母亲在哪里干什么，他都一无所知。岩井先生生活在丧失家庭和社会纽带的状况中。 无家可归的岩井在“怀着对人的不信任感”的环境下长大成人。这时岩井自己切断了和家庭、社会的联系。“ 强烈的认为自己没有被生下来该多好 。要在社会上生存，必须得到别人的肯定。我情愿自己一个人活下去。我很难相信他人。” 2007年10月 东京三鹰 岩井开始做东京三鹰的街道清扫工作。日薪420元，每月工作10天，挣得4200元。 是受到无家可归的同伴劝说 。从今年6月开始在京东做清洁工作。岩井渐渐的熟习了工作。最近附近的居民也认识了他了。 “路过的人有时候会有人对我说辛苦了。他们的声音让我心里很温暖，还是现在这样好。卖杂志的时候常遭人白眼，还是有份工作好。”（ 正在逐步树立信心 。） “是值得干的工作？” “嗯” 工作以后，岩井的生活也有所变化。下班后能去店里吃饭了。卖杂志的时候1天吃一顿饭也很平常。终于能吃上刚出锅香喷喷的米饭了。以前只能在公共厕所的洗脸池清洁身体了，现在每隔一天就去一次洗澡堂。无家可归之后一直避人耳目的岩井，渐渐融入了社会。去年岩井曾接受过一次法律援助。加入东京为无家可归的人开设的支援所，寻找工作。但是没有亲人可以为他做出生地证明。申请面试也被回绝。开始做清扫工作后。仍然只能住在高速公路的护栏下。 岩井在休息日来到新宿公园，给“无家可归者援助队”的每周一次的救济煮饭帮忙。当便当传到大家手里的时，候岩井去拿了自己的那份，然后给了一个最近找不到工作的同池袋露宿的同伴。“和大家在一起挺好。一个人是不可能做所有事情的。还是需要和人交流建立联系。” 2007年10月，岩井的清洁小组组长，因为年龄原因，将组长的工作交给了岩井，并与政府签订了下半年的合同。 “ 记得你以前说希望自己没有出生，现在怎么想？ ” “ 现在基本上还是有这种想法，毕竟还不能自豪地面对人们。在真正回归社会以后，可能会认为活着真好。我好像有了普通人的情感，以前是绝对不会哭的。还是相信人。 ” 岩井一直是一个人活过来的。现在逐渐感觉到自己发生的变化。 “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我清楚他们的感受，想帮助他们，即使是一个人也好。” 岩井感觉自己恢复了正常人的情感。将工作不仅视为收入来源，更是和社会的接触以及自我尊严的回复。 分析： 1. 由于家庭及家庭文化的缺失，导致丧失人生目标，丧失信心，并逐步断绝和社会的联系，在一个人的世界孤独偷生。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2. 岩井让我们认识到问题的本质。穷忙族实际上是无视工作意义和价值的社会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