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亚入欧的“脱亚入欧”论

《脱亚论》开篇说道：“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福泽又写道：“文明犹如麻疹之流行，……我辈断乎不具（治愈）其术。有害无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挡其势，何况利害相伴且常以利为主之文明乎！”他认为西洋的文明必将征服世界，东洋各国对它绝对没有抵抗能力，就像东京人无法抵御从长崎传来的麻疹；既然无法避免，因此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风气”。福泽在日本也正是这样做的。基于福泽对日本现代化的看法，他很支持甲午战争。一如不少日本政府的官员，福泽深信要实行亚洲的现代化，最好的途径就是战争。他认为清国的弊病在于其制度陈腐且一成不变。清日交战时，清朝仍有缠足的陋习；酷刑在日本早已被废除，但仍在清国盛行；鸦片大量出口到清国，令国人精神萎靡。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范外国侵凌：朝廷被迫出卖铁路、采矿等权利，以偿还国债。当时的日本，同样要承受不平等条约的委屈。对福泽而言，战争不但可以给日本一个翻身的机会，还可以借此令她强大，让其他亚洲国家早日“警醒”，变革图强。但是，日本尚未完全承认战争对她们的伤害。福泽曾写道：“依吾之见，以西方文明猛击东方之势，此两国（清国与朝鲜）诚不能存活矣……此如一城以愚昧、法斁、暴横与无情而恶名昭彰，一义者居于此，其德鲜有人知，此为乡人丑行之所蔽也。”对于东亚的邻国，由于福泽谕吉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之战”；认为朝鲜王朝‎、清朝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在主张与东亚邻国“绝交”之外，福泽还主张“东洋连带论”。他认为东亚各国只有进行改革旧体制的革命，才有可能摆脱被西洋国家殖民的宿命。因此，福泽主张对邻国的革新派给予实际支持，帮助西洋文明在东洋的“蔓延”。福泽曾支援朝鲜的金玉均等人，并将自己的财产投入到朝鲜首份以朝鲜文字出版的报纸《汉城旬报》的创办上。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春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根据平山的论点，虽然福泽批评了中国和朝鲜的政府，但是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至于将清朝的士兵称为“猪猡”等国籍歧视的说法，其实是德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日本等国家评价的。 如同千年前模仿唐朝长安建造奈良一样，明治时期，日本人在东京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这里仿照欧美街市，盖起两层楼的洋式砖瓦房，街道上电车穿梭，夜幕降临时煤气灯就会点亮。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日俄战争后的十多年间，又进行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电力产业革命”，即“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经济上完成了“脱亚入欧”。一战后，日本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与新老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美等共同主持和参与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从而在政治上完成了“脱亚入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