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答案
刘锡鸿终其一生，都固守着“用夏变夷”的决心和希望，华夷观念一直存在于他头脑中无法改变。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固的封建卫道士。他坚持认为发展商业是“舍本逐末”之举，认为“官中多一商贾，即国多一蠢，民多一贼。岂政令不讲，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机器之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他也反对机器的使用，认为“一意讲求杂技，使趋利之舟车，杀人之火器，争多竞巧，以为富强，邃谓为有用之实学哉?”在洋务问题上，他持反对观点: “如必欲用机器以壮军心，可令教操洋人代为购办，不必开局自制”，因为“募人学习机器，辗转相教，机器必满天下。其以此与官军对垒者，恐不待滋事之洋匪也。”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亲自去镇压过农民起义，对此有切身经验，想维护封建统治。“故仁义忠信可遍令人习之，机巧军械万不可多令人习之也。”他的论调与那些高唱“以忠义为甲宵，礼仪为干格”的保守派等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还认为近代科学是“余为之辨曰: 彼之实学，皆杂技之小者，甚至不惜颠倒黑白和是非，批评英语中“父亲的花园”则曰“花园的父亲”令人哭笑不得。他做出的最突出的事莫过于他反对修建火车，即使在出洋之后他的思想也没有改变，认为“此非治国正轨，恐非可恃”，在他晚年时更是以一篇洋洋七千言的《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轰动了朝廷，他凭自己曾“奉使西洋”，作为一名火车的亲历者说: “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表现得十分固执。他那富有“说服力”的反驳果然对统治者施加了巨大影响，中国修筑铁路的实践被延迟了数年，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因此停滞。
